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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营医院内忧外患:抱怨卫生医疗市场尚不公平

放大字体  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:2018-11-06 13:57  来源:药品资讯网  浏览次数:22

  近50岁的戴明顾不上亲朋好友的劝阻,2003年执意让自己的人生拐一个弯——他放弃某县级市医院副院长的职位,转身筹建当地第一家民营医院。
 
  如今,这所“得到政府和卫生部门支持”的“东岸医院”已经小有名气,戴明却有些黯然神伤:“如果能够重新选择,我一定不会踏进民营医院这一行。”
 
  东岸医院,是一所民营非营利性医院,现有床位60张,日门诊量约200人次,与当地公立一级医院规模相当。
 
   “民营医院有发展比较好的,但大多数像我们医院的状态,不大不小、不好不坏”,戴明叹了口气,略带疑惑地问:“说起民营医院,官员们都说欢迎大型优质的民营医院进入,那我们这几千家普普通通的民营医院怎么办?谁来管?”
 
  就在戴明接受本刊采访的两个多月前,5月13日,国务院公布《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(http://www.chemdrug.com/article/7/)发展的若干意见》。这份别名“新36条”的文件写道:“支持民间资本兴办各类医院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、疗养院、门诊部、诊所、卫生所(室)等医疗(http://www.chemdrug.com/invest/253/)机构,参与公立医院转制改组。”
 
  戴明说,他对“新36条”不敢乐观,自己的心头还是2005年出台的“非公经济36条”(即“老36条”)难以破除民间投资屡遭“玻璃门”的阴影:“各级官员对民营企业(http://www.chemdrug.com/company/)仿佛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歧视,卫生领域对公立、国有等字眼更是近乎迷信。”
 
  戴明的困惑是,在很多行业,尽管对民企的限制同样无所不在,但至少民企还能跟国企公平竞争,但在卫生行业,“哪怕是国家既定的政策也不会顺理成章地落实,都要民营医院反复提要求、做工作,这是一条公平的起跑线吗?”
 
   “政府能不重视发挥民营医院的力量吗”
 
  戴明十分熟悉公立医院相对优越、稳定的工作滋味。
 
  在创办民营医院之前,他曾做过多年市人民医院科室主任。“在这家二级医院,我有五六次升职的机会,但都在最后关头落败。”
 
  一气之下,戴明选择出走,承包了当地某职工医院。“承包之前,厂里给医院职工发一半工资都不能维持医院运行,承包之后,我们不要厂里一分钱,就使医院能够正常运转,厂里对我的评价是,为该医院的顺利改制奠定了基础。”
 
  这4年“脱离”体制的工作,验证了戴明的能力,也让他对民营医院的灵活机制等产生兴趣。当有关部门任命戴明为当地某二级医院副院长时,他只在医院上了一周班,就决定要辞职,因为“非常空虚,完全没有兴奋的感觉”。
 
  戴明说,以这个年龄做副院长,意味着将在这个位置上退休,“我陷入了人生价值与现实利益等问题的思考,结果是,我想给自己一个机会。”
 
  向同学、好友和盘托出办医院的想法后,戴明遭到了预料中的反对。“他们甚至召集起来开会劝我,说我的计划太疯狂。”
 
  彼时,戴明更愿意把兴办民营医院判断为一种“机遇”,“我研究过国家的政策,认为医疗卫生领域同样需要体制改革,需要打破公立医院的垄断以满足老百姓的医疗保健需求,这就为民营医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。”
 
  戴明一再给同学好友们举一个数据:当地100多万人口,只有市人民医院等3家公立医院,这种布局合理吗?能消化百姓的就医需要吗?显然不能,那政府能不重视发挥民营医院的力量吗?
 
  在这个理所当然的逻辑下,戴明借钱、买地、申办医院,先后投入五六百万元,终于让“东岸医院”的招牌矗立在市中心。
 
   “非国民待遇”
 
  戴明说,医院开办至今,他已切身体会到很多民营医院同道向他描述过的来自有关部门的“冷落”。
 
  比如医院营业必需的发票,戴明说,公立医院属事业单位,其发票毫无疑问是事业单位类型的,但对民营医院的发票使用则没有统一规定,各地发票也就很不相同,有事业单位的,有税务的,有民政的,甚至还有自印的。“我曾问自印发票的院长,这可是违法的呀,院长说,到处申请发票都不给,只好自己印了。”

 再如民营医院的等级评审,戴明说,按照有关规定,申报一级甲等医院以上,需要具备的条件之一是要创建“爱婴医院”,“但一些地方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,即不允许民营医院开设产科,理由是产科的医疗风险比较大,担心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,这实际上断送了民营医院进入国家评价体系的可能。”
 
  设备(http://www.chemdrug.com/sell/22/)准入、科研立项、临床用地等问题也困扰着戴明。“我们虽是一级医院,但我们也有自己的发展目标,也希望能够给患者提供比较好的设备,也鼓励医务人员钻研业务,然而现实是,民营医院购买CT等医疗设备还存在一定障碍。”
 
  戴明说,他感到幸运的是,“东岸医院”因为其“非营利性医院”的性质,绕过了相当多民营医院苦恼的税收问题和医保定点问题。
 
   “我之所以把医院定位为非营利性,是因为虽然国家规定营利性医院享有自主定价,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民营医院为了生存,其价格不敢也不会高于公立医院,那么,一旦选择营利性,不仅要纳税,而且很难进入各类医保定点,这无异于绑住自己的手脚。不过,非营利性医院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分红,于是一些医院就会在这个方面弄虚作假,我们医院好在是独资,所谓肉烂在锅里,这方面需求还不迫切。”
 
  本刊记者了解到,根据卫生部2000年颁布的《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》,划分医疗机构性质的原则之一是“自愿选择与政府核定相结合”,但民营医院往往很难被核定为非营利性医院。
 
  戴明说:“对医院核定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其实是政策的空转,因为这个政策缺乏细化、缺少配套。比如,公立医院都被核定为非营利性医院,但他们不追求利润吗?民营医院大多定位为营利性,他们又有多少能大笔获利?所以,现在的局面是,不该营利的盈利了,该营利的没有盈利。”
 
  业内人士向本刊记者介绍,在2008年之前,国家对民营营利性医院实行为期3年的税收优惠,此后,其将承担8%左右的税收义务。后经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等单位、人士的努力,国家宣布对其免税,但很多地方至今没有执行国家政策。反观公立医院,不但没有税收负担,反而能够获得一定的财政补贴,这大致占其总收入的5%~10%。
 
  而在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项目时,没有获得相应的医保定点资格,几乎是一些民营医院的“灭顶之灾”——不仅余下的市场份额大大降低,且面临来自几乎所有相关医院的竞争。戴明表示,“庆幸我市的民营医院能较早获得医保、新农合等的定点,但就全国而言,尚有不少民营医院未能得到这个待遇。”
 
  说起这种种 “非国民待遇”,戴明的语调有些激动:“很多人都认为,民营医院就是为了挣钱,即便民营非营利性医院也不过是换个马甲,其目的仍锁定挣钱。我觉得大家忽略了一个事实,即只要是医院,就必然承担着一定救死扶伤的社会责任,担负着周边居民医疗保健的功能,从这个意义上讲,民营医院发展得好,对政府来说是一种双赢,倘若其发展不好,则由投资人自己买单,换言之,政府只分享利益而不必顾及风险,此种情况下,我实在想不通有关主管部门为什么还不把政策给足。”
 
  人才“梦魇”
 
  戴明说,人才问题是他几乎难以摆脱的梦魇。“我们医院给医生开的工资从3000元到1万元不等,比公立医院同级医生的账面工资高出很多,但是,我们很难吸引人才。”
 
  他认为,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,“谁都知道,公立医院的医生,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不是账面上的数字,而是红包回扣,所以我们10多万的年薪,对高职称医师根本没有吸引力。”
 
  戴明解释说,从民营医院的自身利益讲,它需要建立良好的信誉和口碑,因此,它自然就会规范医务人员的行为,禁止医务人员收取患者红包;同时,对公立医院屡禁不绝的药品(http://www.chemdrug.com/)回扣,由于民营医院在药品采购时会尽量在市场上寻求同质低价,药品的利润空间势必压低,药品销售人员也就不会给医务人员回扣提成。

 戴明认为,民营医院难以形成人才队伍的另一个原因,是现有人才流动政策的制约,比如,福利、户籍、职称晋升等。
 
  一些业内人士向本刊记者分析(http://www.chemdrug.com/sell/76/),目前,在很多地方,医务人员选择去民营医院工作,几乎意味着自动放弃职称晋升。原因大致包括:其一,由于民营医院的医生大多缺少继续教育,而且很难有时间、机会写论文、做研究;其二,竞评高级职称需要医务人员有在基层医疗单位的工作经历,但由于民营医院大多没有完全纳入全行业管理,医生职称晋升的可能性大大降低。
 
   “民营医院的人才队伍往往是"老的老、小的小"”,戴明说,“偶然出现一两名中青年专家,人家要么是在原单位遭遇排挤,要么是因为超生不得不离开,真正主动选择到民营医院就职的非常少,所以,民营医院的人才梯队往往很不合理。”
 
   “东岸医院”已基本形成了骨干队伍,“一般来说,一级公立医院只有两三位中级职称人员,我们有20多名高、中级职称人员,但我们的问题是,队伍的稳定性比较差。”
 
  戴明说,由于福利待遇以及对民营医院发展前景信心不足等原因,不要说中高级职称人员,就连初出茅庐的医学生也往往把民营医院当作跳板,工作不到一两年就考研的考研、高就的高就。
 
   “广大农村、社区缺的不是药、不是设备,而是人,是那些有技术、有能力的人才”,戴明感叹,“对这些人,公立医疗机构按资排辈的薪酬待遇往往敌不过民营医院许下的高薪,也就是说,只要政府有关部门调整好人才引进的配套政策,民营医院有信心招募到优秀人才,因为我们相信,大多数的医生还是想干干净净地赚钱。”
 
   “背黑锅”
 
  面对民营医院种种近乎“恶劣”的生存条件,仍有相当多的投资者选择进入。
 
  戴明告诉本刊,从他开办医院至今,该市的人口总量大致上升了20多万,民营医院也增加了3家。
 
  在这个市场格局中,已经有人开始搞“小动作”。戴明说:“有的民营医院门诊量小、住院量大,时间长了才知道,原来是靠给乡村医生回扣,比如,介绍一个阑尾炎患者,住院手术费3000元,给乡村医生的提成就能给到600元,说穿了,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。”
 
  民营医院几乎自初起之时就在承受公众对其诚信的质疑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中国民营医院的一大流派——福建莆田系出现,其被指为瞄准皮肤病、性病的市场缝隙,把无病说成有病、小病说成大病,在牟取惊人暴利后,使公众对民营医院形成“坑蒙拐骗”的印象。
 
  其后,一些民营医院被指继续使用欺骗诱导、过度医疗、虚假广告、假劣药品等手段,导致民营医院形象大跌,如同一个“撒过谎的孩子”,甚至是“爱撒谎的孩子”,公众对其始终不能放心。
 
  戴明说:“投资医疗卫生领域,只能追求投资回报的稳定性,而不能寻求投资回报的丰厚性。事实证明,那些期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利尽可能多的投资者,采取的往往是不正当的竞争手段,不但损害了患者利益,也祸害了行业风气,最终是让整个行业为他们的短期行为买单。”
 
   “你讲诚信,他不讲诚信,你还要跟着他一道背黑锅,你说有什么办法?我只能靠理念、信念自我安慰,对自己说时间是试金石,让我们再赛一程。”
 
  戴明告诉本刊记者:“这几年,我工作过的那两家公立医院发展都非常迅速,可以说,比我们当地所有民营医院的形势都好。”
 
  说到这里,他掐灭手中的香烟:“如果真的技不如人,关门失败我也认了,但现在是,医疗市场尚不公平。我只盼望,让公平来得更快些吧。”(应被采访者要求,文中姓名及医院名为化名)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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